新一輪工業革命到來之際，發展中國家或許不會一步一步沿襲發達國家工業轉型升級的進化路線，而是會借助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歷史性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甚至彎道超車。

《中國制造2025》是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期行動綱領。它并不是一個一般性的行業發展規劃，而是著眼于整個國際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產業變革大趨勢所制定的一個長期戰略性規劃，不僅要推動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健康穩定發展，還要在應對新技術革命的同時，實現高端制造業的跨越式發展。

《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主要源于三大背景。一是環境與資源的制約加劇，勞動力與原材料等成本日益上漲，使得我國面臨巨大的壓力。由于勞動力成本上漲以及制造業領域的技術進步，隨著發達國家紛紛出臺重振制造業的強力政策，部分制造業企業開始從我國遷出，也有部分跨國企業為了節約成本，將目光轉向工資低廉的東南亞地區，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傳統制造業能源消耗大、污染嚴重，也飽受大眾的質疑。二是受德國“工業4.0”戰略和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刺激，激發了我國從“工業大國”升級到“工業強國”的堅定決心。三是受到現代制造業與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的發展趨勢，以及各國制造業科技創新的影響，我國也亟待找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

《中國制造2025》明確指出：“形成經濟增長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重點在制造業，難點在制造業，出路也在制造業。”因此，強化制造業應成為中國未來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重點。

中國制造業現狀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需要強大、獨立、自主的制造業。但是，談及國內制造業(如智能手機、集成電路、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發展狀況，各產業普遍面臨市場龐大、缺少核心技術、產品低端、利潤少、人才缺乏等問題。

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與制造強國仍存在較大差距。最主要的問題表現在：產業結構不合理。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為低水平下的結構性、地區性生產過剩，又表現為企業生產的高消耗、高成本；目前各類產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分散程度較高，集中程度較低；在基礎原材料、重大裝備制造和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較大差距。

產品附加價值不高。一直以來，我國企業大都采用貼牌生產方式，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產品設計、關鍵零部件和工藝裝備主要依賴進口。即使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份額的產品，中國廠商也更多地處于組裝和制造環節，普遍未掌握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依賴進口。如果我們繼續僅滿足于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不考慮技術創新突破與產業結構升級，有可能面臨一場產業“空心化”危機。

能源消耗大，污染嚴重。單位GDP能耗，即每產生萬元GDP所消耗掉的能源，一般用來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對能源的利用程度。2010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且主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鐵礦石等對外依存度均已超過50%。我國沿海地區大中城市建設的一批勞動密集型的輕加工企業和高能耗企業，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能源、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產品成本升高，國際競爭力下降，已無法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當然，我國的原材料成本低、勞動力資源豐富，為發展制造業提供了比較優越的條件。同時，不可否認，中國對于制造業產品的市場需求是巨大的。第一，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并且市場需求還在日益快速地增長；第二，我們有一大批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企業；第三，我們有一個發展制造業的長期方針和戰略；第四，我們還有豐富的人力資源，特別是新時期以大學生為代表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不斷地充實到制造業里面來。這是我們的四大優勢。

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特征，并將深刻影響制造業的生產模式和產業形態。從當前的全球制造業趨勢來看，主導制造業的產業多為數字化、智能化的產業，如智能手機、通信設備、汽車以及一些精密機械等。與過去相比，我國制造業在數字化、智能化方面也緊跟時代的潮流。在數字化、智能化技術應用上，一方面，通過CAD/CAM(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制造)等軟件的大規模應用，大幅優化了生產系統的性能，提升了自動化程度；另一方面，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集成，形成柔性制造單元、數字化車間、數字化工廠，使生產系統的柔性自動化水平不斷提升，不斷向智能化進化。

伴隨我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是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綜合效率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帶來的劣勢。同時，我國各類的政策環境、資源環境和價格環境有著很好的梯度，為沿海地區的產業往中西部地區轉移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慢慢弱化。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與我國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更低。例如印度為吸引外資制定了比我國更為優惠的政策措施，其平均勞動力成本比我國還要低，而其專業人才的質量又不在中國之下，兩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競爭很激烈。

成本優勢的喪失，打擊的不僅是參與跨國業務的中國企業，還有一切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中國制造”最大的傳統優勢正在喪失，“中國制造”的代表企業、世界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正式對外發布了百萬“機器人大軍”計劃，以應對日益嚴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的不斷上漲，這也預示著中國制造將結束人口紅利時代。

富士康總裁郭臺銘也曾經表示，到2016年，定位為智能化機器人生產基地的山西晉城富士康產值將有望突破500億元，在五年到十年內將出現首批完全自動化的工廠，數年內將借助自動化技術消除簡單、重復性的工序。

“工業4.0”將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上，從自動化向智能化、網絡化和集成化方向發展。“工業4.0”在一定程度上將促進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技術升級，也將導致部分制造企業的回流，從而對我國制造業產生間接影響。

可以說，“中國制造”正在面臨空前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制造2025≠工業4.0

自2014年10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德國，并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要》以來，“工業4.0”的概念在我國迅速走紅，一時間，“工業4.0”“智能制造”的戰略地位迅速提升。可以說，《中國制造2025》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受到了德國“工業4.0”的影響，核心思路與“工業4.0”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中國制造2025》強調的一個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這也是“工業4.0”的核心思想；此外，《中國制造2025》中提及的作為智能制造基礎的信息物理系統(CPS)，也是德國“工業4.0”所強調的核心概念。

與“工業4.0”不謀而合的是，對于國內工業的轉型升級，工業和信息化部早在三四年前就開始籌備未來十年期的制造業發展規劃：《中國制造2025》。如今，這項規劃將借鑒德國“工業4.0”，學習德國的智能制造，為我國發展成現代化工業強國描繪出清晰的路線圖。

“工業4.0”是一個發展的概念，《中國制造2025》也弱化了以往規劃中為期五年的時間限制，規劃年限擴展到2025年，更注重中長期規劃，主要圍繞我國工業有待加強的領域進行強化，力爭使我國在2025年從工業大國轉型為工業強國。

以前，我國制造業技術含量不高，一直處于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在工信部的積極推動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兩化深度融合”)為制造業的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毫無疑問，新一輪工業革命將更快地帶動兩化深度融合：信息技術向制造業的全面嵌入，將顛覆傳統的生產流程、生產模式和管理方式；生產制造過程與業務管理系統的深度集成，將實現對生產要素高度靈活的配置，實現大規模定制化生產。這一切都將有力地推動傳統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的步伐。

從目標上來看，德國期望借助“工業4.0”繼續領跑全球制造業，保持德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抗衡美國互聯網巨頭對制造業的吞并。而在2015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首次公開披露了《中國制造2025》的制定情況，表示中國大約需要用三個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的轉變，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中國制造2025》也就是“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一個十年期行動綱領，它是一個路線圖，有具體的時間表——通過實施《中國制造2025》規劃，用十年的努力，讓中國制造業進入全球制造業的第二方陣。

從時間維度來看，德國“工業4.0”戰略工作組也認為德國實現“工業4.0”需要十年時間，與《中國制造2025》大體在同一個時間段。

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工業

對未來制造業，各發達工業國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愿景。美國利用互聯網優勢，意圖讓互聯網吞并制造業；德國基于制造業根基，試圖讓制造業互聯網化。

201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互聯網+”的概念。而“互聯網+工業”將開創制造業的新思維。

從“物理”到“信息”。以往，每當提及制造業，人們普遍都認為各種零部件是構成硬件產品的核心。未來，相對于“物理”意義上的零部件，業界將更重視帶有“信息”功能的附加價值。

從“群體”到“個體”。“大規模定制”概念的興起，和隨著以3D打印為代表的數字化和信息技術的普及而來的技術與商業模式革新，使制造業的進入門檻將降至最低，不具備工廠與生產設備的個人也能很容易地參與到制造業之中。制造業進入門檻的降低，也意味著一些意想不到的企業或個人將參與到制造業中來，從而給商業模式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互聯制造能夠快速響應市場變化，通過制造企業的快速重組、動態協同來快速配置制造資源，提高產品質量的同時，減少產品投放市場所需的時間，增加市場份額。同時，還能夠分擔基礎設施建設和設備投資的相關費用，減少經營風險。

隨著大規模定制和網絡協同的發展，制造業企業還需要實時從網上接受眾多消費者的個性化定制數據，并通過網絡協同配置各方資源，組織生產，管理更多的各類數據。大數據可能帶來的巨大價值正在被傳統產業所認可，它通過技術的創新與發展，以及數據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為企業管理者和業務參與者呈現出一種看待制造業價值鏈的全新思維。

2015年3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指出，中國正處于加快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之中，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堅實基礎。《中國制造2025》對于推動中國制造業由大變強，使“中國制造”包含更多的“中國創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國裝備、依托中國品牌，促進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強調，要順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以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為主線，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十大領域，強化工業基礎能力，提高工藝水平和產品質量，推進智能制造、綠色制造。

“互聯網+工業”將會促進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制造2025》的宏偉目標。

提到制造業，不能不提微笑曲線。微笑曲線是宏集團創辦人施振榮于1992年提出的著名商業理論，因其較為貼切地詮釋了工業化生產模式中的產業分工問題而備受業界認可，已經成為諸多企業的發展哲學。

微笑曲線將一條產業鏈分為若干個區間，即產品研發、零部件生產、模塊零部件生產、組裝、銷售、售后服務等，其中組裝，也就是生產制造環節總是處在產業鏈上的低利潤環節。于是，生產制造環節的廠商總是不斷地追求有朝一日能夠走向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兩端。

而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占據著研發、售后服務等產業鏈的高端位置，發展中國家的廠商則被擠壓在低利潤區的生產與制造環節。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走向產業鏈高端位置，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廠商們的終級目標。

在產業鏈中，處于中間環節的生產與制造附加值最低。就全球產業鏈來看，盡管“中國制造”鋪天蓋地，但是，“中國制造”大多處于“微笑曲線”中間區域的生產與制造環節，廠商投入大量的勞動力，獲取少得可憐的利潤。

以往，企業以大規模生產、批量銷售為特征，通過規模化制造，提供標準化產品，獲取行業平均利潤，各企業按其所處研發與設計、生產與制造、營銷與服務的產業分工位置，分享價值。處于“微笑曲線”兩端的研發與設計、營銷與服務是利潤相對豐厚的區域，盈利模式通常具有較好的持續性；而處于“微笑曲線”中間區域的生產與制造企業只能無奈地維持相對較低的利潤，而且由于技術含量低，進入門檻也相對較低，致使競爭更為激烈，可替代性強，從而又進一步擠壓了利潤空間。

以往的思路認為，要想擺脫傳統制造業的低附加值困境，就必須向“微笑曲線”的研發和服務兩端延伸，通過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和發展制造型服務業是必經之路。從產業層面來看，“研究與設計”環節意味著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營銷與服務”環節則意味著提高制造型服務業的比重。但是，這一過程會遇到諸多挑戰，且不能保證在短期內走出微笑曲線的底部。

但是，在“互聯網+工業”時代，我們不用再糾結于這個難題了。因為制造業傳統意義上的價值創造和分配模式正在發生轉變，借助互聯網平臺，企業、客戶及利益相關方正紛紛參與到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及價值實現等生產制造的各個環節中來。因為“互聯網+工業”不僅僅意味著“信息共享”，還將廣泛開展“物理共享”，從而形成新的價值創造與共享模式，開創全新的共享經濟，帶動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

為了保障《中國制造2025》九大任務以及五大工程的順利實施，《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八項扶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政府創造環境，市場決定創新。為此，《中國制造2025》將首項扶持政策定為“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長期以來，政府職能存在“越位”和“缺位”的問題，一方面，政府對于市場主體的投資行為過度包辦代替，限制了民間投資的活力和空間，市場準入方面也多有制約，許多行業存在顯性或者隱性的市場壁壘，一些創新型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難以進入；另一方面，在制造業節能節地節水、環保、技術、安全等一些需要政府發揮監管職能的領域，政府卻不能發揮有效作用。針對這些問題，《中國制造2025》中作出了相應安排：“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無疑將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將引領中國從工業大國到工業強國的跨越與蛻變。值此新一輪工業革命到來之際，發展中國家或許不會一步一步沿襲發達國家工業轉型升級的進化路線，而是會借助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歷史性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甚至彎道超車。而制造業基礎尚未鞏固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機會一躍而成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主角——中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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