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新興市場現在和今后一兩年面臨一個經濟調整的相對困難時期。中國依舊是高增長，只不過是回歸到了正常的高增長過程。”經濟學家樊綱在今年年初富士通中國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今后兩三年中國經濟將保持7.5%~8%的增長速度。

然而，7.5%~8%的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對于微觀之中的中國制造業企業而言，挑戰不僅是艱巨的而且是多方面的，而應對這些挑戰的路徑選擇十分重要。

為什么要選擇精益

當前，我國制造業企業處在一個復雜劇變的內外部環境之中。

世界各國都是以各自的比較優勢參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產業鏈全球再分工。中國制造業在產業鏈的低端，日益感受到來自東南亞各國基于廉價勞動力的用工成本優勢帶來的嚴峻挑戰，而在產業鏈高端，2012年美國發布了《國家先進制造戰略規劃》，2013年德國發布了工業4.0戰略，經濟發達國家日益重視高端制造。下擠上壓的國際產業環境讓中國制造業企業頗有進退維谷的感受。

中國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世人有目共睹。但總體而言，這種經濟的高增長是以不經濟的方式實現的，是以能源、自然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當霧霾在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投下經久不散的陰影時，公眾都已切身體會到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了。

盡管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但這畢竟還是量上的差別；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于為數眾多的制造業企業而言，意味著既要保持增長，又要放棄增長所依賴的生產模式，這是質的挑戰。

如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國家戰略，這一戰略落實到產業層面就是轉型升級，進一步體現到企業層面就是創新。

無疑，技術創新是創新的最高層次，也是我國制造業企業從低端走向高端必須突破的。但是技術創新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投入，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國外同行多年來在研發領域投入巨資，已經在市場上構筑了專利壁壘。

對于大多數亟待放棄原有粗放發展模式的制造業企業而言，解決“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最現實的路徑就是生產管理制度的改善。

“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存在很多阻礙生產發展、效率提高的因素，通過制度的改進，可以釋放出更多的效率。”樊綱在演講中表示，“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30年前搞的農村改革。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當時農業技術上也沒有很多突破，就因為改進了制度，二年之間中國解決了吃飯和溫飽問題。”

如果說土地承包制是在原有資源的條件下釋放出農業的活力，那么，基于精益思想的生產管理制度則是在企業現有資源的條件下，消除浪費、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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